Monthly Archives: October 2015

转载:(京虎子) 谈谈抵抗力

虎老师年幼时有幸目睹京门绝技抓裆功,老妇与青壮口角,青壮自持勇武,谁知老妇一屁股坐在地上,一把抓住青壮档中之物,青壮当街哀求。日后读武侠,才知少林铁裆功原来是专门练来抵抗抓裆功的。少林功夫被吹到都不是人练的程度了,居然还怕被人家攥住老二,这等功夫练它作甚? 这个世界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人类虽然不是庞然大物,但靠着大脑统治了世界,所以我们不再像我们的远祖那样睡觉都不踏实,担心被野兽吃了。可是其他动物则不然,必须具备某种保命的本领,跑得快飞得高潜得深,要不就像长颈鹿那样浑身上下压根没个宝,或者带毒,谁碰我谁倒霉,比如毒蛇。蜘蛛也有毒,巴西有一种蜘蛛是世界上最毒的蜘蛛之一,这么有毒居然还有人手贱去招惹它们,结果中毒了,赶紧送医院抢救,命保住了可是有一个症状让科学家特感兴趣,部分人金枪不倒,赶紧提取有效成分这是天然伟哥。毒蜘蛛悲催了,抵抗力怎么还有这么一个致命缺陷呀? 虎老师,你还有完没完呀怎么扯到治阳痿上去了? 人类的抵抗力指的是我们的免疫系统,是为了预防和抵抗致病微生物攻击的,这些致病微生物之所以攻击我们人类,是它们要生存,要借用人体来繁殖。我们的身体里有很多很多的细菌和病毒,寄生在我们体内,这些细菌和病毒很明白事理,知道共存亡的道理,它们不仅不影响我们的健康,其中很多还促进我们的健康。但还有一些微生物就很糊涂,进来后就让我们生病甚至死亡,干的是自杀式的勾当。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因为前者是我们进化的伙伴,后者则是一万年以内从动物那里演变成可以在人体内生存的,它们还太图样图森破,不明白共存亡的道理,所以免疫系统要能够区别这两者,然后当后者来临时将之阻挡住和消灭掉。 我们的免疫系统有先天免疫系统和后天免疫系统,前者又被称为固有免疫系统、非特异免疫系统,这是动植物普遍存在的应急系统,包括物理和化学屏障、通过细胞因子召集免疫细胞、白细胞识别外来物质、补体系统清除死亡细胞和抗原-抗体结合物等。 人体最大的器官是什么?皮肤。皮肤是人体的第一道防线的主力,即物理屏障,皮肤存在的目的之一是不让微生物进入。一旦皮肤破损了,微生物就会乘虚而入。因此提高抵抗力的第一点是保护你的皮肤,不要出现破损,一旦出现破损,要清洗干净后用创可贴包扎好,直到愈合。 但皮肤有漏洞,就是我们的眼睛、鼻子和嘴巴等开口,这样就有化学屏障,眼靠眼泪、鼻靠鼻涕、嘴有唾液,里面都有能够破坏细菌细胞壁的酶,即便不能杀死微生物,也可以用粘液将之裹起来吞下去,然后被胃酸杀死,或者被尿液排出。 此外还有生物屏障,生活在我们皮肤上、口鼻和消化系统内益生菌为了自己的利益会杀死入侵者。 读到这里,您就会理解男人哭吧不是罪,这么大的人流鼻涕也无所谓。至于流口水吗,有人说是馋的,有人说是见到美女,这都是让文艺害的,控制不住地流口水通常不是好事,甚至是很不好的事。 接下来免疫系统出场了,免疫细胞能够把入侵的微生物吞噬掉。这靠得是一个正常的免疫系统,这方面的内容留着后面细说。 再接下来是发烧和炎症。虎老师因为苦口婆心的劝大家发烧不要火烧屁股似地吃药,忍住了沉住气,挨了多少骂?一般人不理解情有可原,中医中医粉有意或者无意地秀智商下限,但是里面有不少正经医生,就只能再说一声医学教育的不是了,免疫学教得不好,加上缺乏科研训练。 对于许多人来说,发烧不是好事,要赶紧让烧退了。可是发烧这东西属小强的,退下去没多久就会烧回来。再退,再回来。这是因为发烧是身体的抵抗力之一,一方面利用温度来杀死入侵的微生物,另一方面调动免疫系统起作用。发烧让人不舒服,这是身体在提醒您,现在处于不正常状态。只有当不舒服到了受不了的地步才需要退烧,而且不要把体温降低到正常程度,包括孩子。 很多医生很多病人很多家长很多老人一见到发烧就急急忙忙地退烧,这是在削弱人体的抵抗力,而且吃了很多不必吃的药包括那些有毒有害的中药,反而吃出其他问题来。想提高抵抗力的话,发烧后就不要降温,除非温度过高或者实在太难受。 由发烧转到发抖,周末收拾园子,都三月底了早上温度居然零下,老婆特体贴:跟你说了多少遍这么冷的天还耍单冻感冒了没人伺候你呀。 夫妻吗要相爱如宾:跟你苦口婆心多少回了感冒是病毒引起的不是冻出来的你要是再不长记性的话以后出门别说是我老婆。 受凉会感冒是一个深入人心的概念,另外一种说法是受凉可以提高免疫力。事实究竟怎么样? 受凉会感冒的科学解释是寒冷导致免疫功能下降,这样病毒和细菌就容易进入人体。科学家做了很多实验,证明一般的寒冷并不会让人更容易感染,之所以冬季更容易得流感和感冒,并不是因为冷,而是因为冬天大家都宅在室内,增加了许多相互接触的机会,导致病毒更容易传播。 对于极度寒冷是否容易生病,研究结果并不一致,而且很难说是寒冷引起的,比如长距离滑雪运动员上呼吸道感染增多,但这也许是高强度锻炼的缘故。至于寒冷是否会增加抵抗力,确实发现寒冷导致细胞因子增多,但对于健康的影响还不清楚。 只要不居住在极度寒冷的地区,就不必担心寒冷对免疫系统的影响,好的坏的都不要操心,该操心的是大冷天别冻伤了。 一提到提高免疫力,许多人都知道要锻炼。坚持锻炼会改善心脏健康、降低血压、控制体重、预防许多疾病,其对免疫系统的影响方面,间接的影响肯定存在,直接的影响比如是否会减少感冒的几率则处于没有定论的程度,这并不是说锻炼不好,而是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其中一个原因是免疫系统是一个整体。 当听到提高免疫功能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免疫是一个系统,不是一个又一个各自独立的功能,免疫功能的好坏并不是用强弱来衡量的,而是讲究平衡和和谐。免疫系统不是像腹肌那样只要肯练就能练成六块八块的,或者吃某种保健品就可以像加了油一样强大了。 免疫系统也用不着特殊的支持和辅助,人体有足够的能力让免疫系统正常运转,那些声称能够提高免疫功能的货色都是图着您的钱。 如果您是一个健康的人,您的免疫系统就是健康的,不必要也不可能被增强。 虎老师,亚健康是怎么回事? 亚健康是中国人没事找事,是中国人从中医思维中演化出来的伪科学。人类经过上百万年的进化,免疫功能和人体其他功能一样到了高度自力更生的程度,人的健康状况也一样,只有健康或者生病。 免疫系统是会改变的。刚生下来的时候,免疫系统还没有发育成熟,这时候抵抗力靠的是怀孕时经过胎盘传来的抗体,另外如果母乳喂养的话,母乳中也有抗体。母乳中抗体的最大作用,是母亲和婴儿很可能感染同一种传染病,婴儿的免疫功能还没有发育好,就由母亲来产生抗体,供给婴儿做抵抗力。 这就是为什么在怀孕时和哺乳时要接种流感疫苗等疫苗的原因,怀孕期间接种流感疫苗是因为一旦患流感,流产的风险很大,孕妇出现严重后果的风险也很大,根据大量的流行病学数据,流感疫苗对孕妇和胎儿是安全的,因此国际权威机构建议孕妇接种流感疫苗,但是在中国,目前绝大部分医疗单位怕出事,不给孕妇接种,甚至有的国产疫苗在说明书上标明孕妇是禁忌。在怀孕后期和哺乳期间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同时为孩子提供对流感的抵抗力。 说到这里,就该谈谈后天免疫或者叫特异性免疫,这种免疫针对一种病原,比如很久以前,很久到东汉,突然从西部传来一种病,得了以后死亡率高达三分之一,不死的满脸麻子,被命名为天花。经过几百年,这病成了控制人口的有效手段,不得这个病都不能算成年,甭管你贵为皇帝还是贱为乞丐,在天花面前一律平等,是死还是麻子,听天由命。 天花是一种只在人群中流行的病毒病,感染力极强,死亡率又那么高,唯一的好处是得了以后不死的话,这辈子都不用担心了,身体会产生对天花病毒的免疫力,这就是后天免疫。 在我们成长过程中,会接触到很多微生物,它们进入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免疫系统产生反应、留下了记忆,下次同种微生物再进入身体时,由于免疫系统备案了,就能在第一时间行动,将之消灭掉,这是免疫系统的防御能力,前提是免疫系统必须见识过。对天花的免疫就是这样,见识过,下一次就能防御和抵抗。 这就是很多人相信的多得病增加抵抗力的思路的基础。对于那些症状不太严重的传染病,比如看起来挺吓人实际上不严重的幼儿急疹,得一次这辈子都不会得了,靠接触而具备抵抗力算靠谱的,但如果是天花这种烈性传染病的话,冒着三分之一的死亡率去获得抵抗力就太过勇猛了。 好在现在的父母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了,天花已经灭绝了,靠的是疫苗,经过170多年,经过全人类的努力,完成了一项看起来不可能的事业,一代又一代人,用每个人胳膊上的接种疤痕搭起了一座科学通天塔,这个通天塔的名字叫疫苗。疫苗改变了人类的命运,因此反疫苗者乃全民公敌。 疫苗所针对的,是那些烈性的或者患病之后后果严重的传染病源,其中很多主要在年幼时感染,因此现在的孩子生下来后要接种多种疫苗,要按时接种,耽误不得。 但是,疫苗所针对的传染源很有限,和庞大的致病微生物相比如九牛一毛。科学在缓缓地前进,我们怎么办? 等疫苗出来是个不切实的想法,于是有一种说法:多生病提高免疫力。几十年前我的免疫老师也是这么教的,现在还有很多免疫课在这么教,这个说法对不对? 想当年做医学生的时候,特别相信免疫老师的话,他说每年应该感冒2到6次,这样身体就特健康。于是一发烧就心中暗喜:在健康的路上又奋进了一次。哪怕是重感冒是流感,躺在宿舍里,暖壶里的水不知让哪个孙子喝光了,渴呀连床都起不来哪有力气去打水,跟《红楼梦》里宝二爷房里的晴雯一样惨,水呀,水。烧得糊里糊涂地算不清楚了,这是今年的第五回还是第六回呀? 出了国,不要说一年发六回烧了,十年也没发烧六回,按老师的意思是不健康到姥姥家了? 从现象看本质,有这样一个现象,小孩子爱生病,生了很多场病之后就很少生病了,由这个现象,很久以前人们看到的是这样的本质:靠多生病来增强抵抗力,等生病的次数多到一定的程度了,就不怎么生病了。 看上去很合理,但是有一个关键的因素被忘记了:时间。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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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京虎子) 从疟疾到青蒿素(下)

7. 发现罪魁祸首 做植物药提取,起码要用水提取一次,再用脂溶剂把不溶于水的东西提取出来,美国做抗癌药物筛选就是这样做的。做中药材,除了按熬中药的办法加水烧开,还将蒸馏出的气体冷却成液体进行检测,以免有效成分丢失。 523项目和屠呦呦他们之所以一开始没有发现青蒿的抗疟功效,就是因为拘泥在中草药熬制手段上,失败之后才跳出中药的局限,采用国际上植物提取的办法,用脂溶剂把青蒿中有效成分提取出来。这恰恰说明了青蒿素的发现不是中医的功劳,而是现代医学的功劳。 青蒿素的优势是和奎宁、氯喹等药物的杀疟原虫办法不一样,因为来自植物,副作用相对小,对疟原虫的杀伤范围更大,对当时的耐药性疟原虫一样有杀伤作用。青蒿素在越战后期投入使用,使得北越的恶性疟死亡率下降了30%。 青蒿素是中国微生物学和药学一项伟大的成就,在短短五年中,居然能够找到除奎宁之外的另外一种天然药物,这本身就已经非常了不起,而青蒿素对于疟原虫的杀伤效果还出乎意料地好,是用现代医学技术对传统医学的成就进行去粗取精的一个典范。但是青蒿素的成功和发现奎宁一样有很大的偶然性,也是无法复制的,植物本身并没有预防和抵御疟疾的必要,奎宁和青蒿素都是毫不相干地存在的天然成分,除了这两者外,迄今没有找到任何其他的天然药物。 由于青蒿素出现在越战之间,这种强力抗疟疾药物对于中国来说是一项威力很大的秘密武器,因此青蒿素被列为机密,直到1979年才见诸于报道,即便在中国,直到1980年之后才普遍使用,从1980年到1990年,中国的年疟疾病例从两百万例下降到九十万例,完全是青蒿素的功劳。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国际上对青蒿素的了解十分有限。中国开放之后,外界渐渐了解到中国有这样一种抗疟疾药物。出于中国制药业不能达到国际质量控制的水平,世界卫生组织拒绝认可这个药,除非在美国生产,这一点中国方面坚决不同意。中国和西方科学界之间的不信任使得青蒿素的制剂生产和临床研究也受到影响。 1994年,诺华制药和中方签署协议,进行蒿甲醚-本芴醇复方的研制和生产,于1999年以商品名Riamet问世,2002年已被载入WHO基本药物目录,被多个非洲国家首选为一线疟疾治疗药,被WHO、无国界医生组织和全球基金推荐为援助用药。和一剂量氯喹只须24美分相比,一个疗程的Riamet要44美元,后来迫于压力,降为2美元一片,以Coartem为商标。 因为政治等原因,青蒿素从发现到被广泛应用在疟疾治疗上间隔了30年,结果大势已去。 这涉及到全球疟疾控制。 19世纪末,疟疾的病原和传播途径终于搞清楚了。 对于是什么东西引起疟疾,上千年来一直认为是坏空气或者邪气。 1717年,意大利医生乔瓦尼·兰锡西认为疟疾总是在蚊子很多的沼泽地流行,在排水后会一度消失,很可能其毒性不是因为空气而是因为蚊子而传播的。1822年,美国医生艾伯特·金列举出蚊子传播疟疾的19条证据。1854年,路易斯·博泊也认为蚊子是传播疟疾的罪魁祸首。但这些见解由于没有科学上的严谨证据而不被广泛认可。 1871年意大利病理学家科拉多·托马西-克鲁代利和艾德温·克雷白在罗马的沼泽地里采集了空气和泥土的样本,在显微镜下从这些样本中看到了杆菌,将这些杆菌给兔子注射后,兔子出现发热和寒战,在兔子的身体中,他们找到了这种杆菌。1879年,他们公布了这个发现,把这种杆菌称为疟疾杆菌。 这个发现马上被以科赫为代表的微生物专家肯定了,因为非常符合当时微生物学的大潮流,而且也很好地解释了疟疾广泛传播的原因,因为空气中有这种细菌,从科学上给了“坏空气”一个解释。这样一来,下一步就可以制备细菌疫苗,从而从根本上征服疟疾。 1880年11月,法国军医阿方索·拉韦郎在阿尔及尔的康斯坦丁用显微镜观察疟疾病人的血液样品。当时做显微镜观察时要将血样在化学物中浸泡一下,这个程序把疟原虫都杀死了或者分解成不可见的形状,而拉韦郎则直接观察新鲜血样。新鲜血液如果还是温的话一样不能观察到疟原虫,拉韦郎也一直观察新鲜血样,也就是滴一滴血在玻璃片上,但这一次他放好血样后并没有立即观察,而是去喝了一杯咖啡,15分钟后回来观察,这段期间内,玻璃片上血样已经冷却了,疟原虫变得活灵活现,这是人类第一次看到疟原虫。 拉韦郎重复了很多次,而且发现给病人服用奎宁后血样中的疟原虫消失了,这种东西不是细菌。但他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回到欧洲后,他发表了自己的发现,受到微生物界的一致反驳,法国的微生物权威认为这个军医把血样污染了,托马西-克鲁代利认为那是死细菌,如日中天的微生物大师科赫同样反对,在一片反对声中,拉韦郎提出另外一个没有人相信的理论:这种微生物是通过蚊子传播的。 8. 灭蚊 与此同时,在密西西比河畔,一位叫乔治·米勒·斯滕伯格的美国军医试图重复托马西-克鲁代利和克雷白的实验。他在疟疾孳生地采集来土壤和空气样品,回到实验室里分离到细菌,然后给兔子注射,兔子如料出现高热。可是斯滕伯格觉得这种高热不像疟疾,觉得应该有对照组,于是他给另外一组兔子注射了自己的唾液,兔子出现同样的高热,斯滕伯格肯定自己不是疟疾病人,也就是说疟疾不是所谓的疟疾杆菌引起的。 因为疟疾杆菌的理论是如此的完美,微生物界彻底地忽视了两位不起眼的军医的发现,只有一位远在中国的英国医生注意到了。帕特里克·曼森出身很不错,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先后获得医学学士、外科学硕士和医学博士学位,一毕业就跑到台湾,给大清朝海关当医生去了。在台湾呆了5年后,他在中国大陆的各个口岸工作了13年,并在香港行医。 曼森在台湾证明了丝虫病是蚊子传播的,第一次证明蚊子可传播疾病并创立了热带医学。在他的支持下,驻印英军军医罗纳德·罗斯在一只吸完疟疾病人血的按蚊的头里面看到疟原虫。 罗斯于1902年获得第二届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拉韦郎获得1907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这样诺贝尔奖颁发七年之内,就两次授予和疟疾病原和传播有关的研究成果,足见疟疾之重要。 与此同时,在已就任美国陆军医学总监斯滕伯格的支持下,以军医沃尔特·里德为首的一组科学家在古巴研究黄热病中取得重大突破,证明了蚊子是传播黄热病的中间宿主。里德获诺贝尔奖的呼声极高,但他因为在古巴期间损害了健康,于1902年底去世。 另外一名军医威廉·戈加斯在哈瓦那组织灭蚊行动,半年之后哈瓦那黄热病绝迹。1903年,美国从法国人手中接手巴拿马运河项目,戈加斯在运河区大力灭蚊,使得一度猖獗的疟疾得到控制,巴拿马运河得以顺利完工。 二战期间,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简称DDT的杀虫药得宠。DDT早在1874年就由奥地利化学家奥特马·蔡德勒合成出来,但它的杀虫效果直到1939年才被瑞士科学家保罗·米勒发现,并因此获得1948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二战期间美国为了预防欧洲流行的伤寒和热带战场流行的疟疾而大规模筛选杀虫剂,发现DDT的效果最好,评价极高。 DDT一上市就引起美国农民的抢购。1944年DDT在美国的销售额为1千万美元,主要被军队买走了,1945年的销售额为1亿1千万美元,基本上被农民买去了。 洛克菲勒基金会抗疟疾项目于1946年进行撒丁岛灭蚊行动,1947年撒丁岛出现了75000例疟疾,1951年项目结束,岛上只出现9例疟疾。 与此同时,美国开展了全国灭蚊行动,主要是在室内喷洒DDT,五年后疟疾在美国绝迹。其实在此之前,由于环境和卫生的改善,疟疾在美国的传播途径已经被切断了,疟疾的消失指日可待,但功劳被完全归功于DDT。 受到鼓舞,希腊、委内瑞拉、斯里兰卡、意大利等国纷纷用DDT灭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全球范围内,粮食产量在1947年到1979年之间增加了一倍,除了化肥的功劳之外,DDT居功甚伟。经过几年的喷洒,希腊已经很少见到昆虫了,橄榄的产量增加了25%。斯里兰卡的疟疾发病数从1947年的3百万例下降到1956年的7300例。 在此基础上,世界卫生组织于1955年开始全球灭疟疾项目。 就在这个时候,生态学家开始提出警告,认为这样会导致生态灾难,耐DDT昆虫包括蚊子也相继被发现,但WHO和疟疾学家们依旧相信很快就能够彻底消灭疟疾。1958年美国政府为全球五年灭疟疾项目拨款,项目开展得很顺利,1960年,有十几个国家消灭了疟疾,另外十几个国家的疟疾病例骤减,印度从年发病7500万到少于10万,斯里兰卡的人均寿命从40岁上升到57岁,希腊、摩洛哥和印度尼西亚的稻米产量增加了10倍,在柬埔寨,土地的价值翻倍。 人们普遍认为,假以时日,治疗疟疾和其他热带病的药物渐渐退出市场,一度非常热门的疟疾专业没人学了,疟疾学家纷纷转向,人们开玩笑地说,在灭绝疟疾之前,疟疾专家先被DDT灭绝了。 9. 卷土重来 这场全球行动的一个问题是疟疾的故乡非洲并没有包括在这项全球计划内。其次没有考虑到监测的难度,撒药还好完成,但抽样就难了,很多国家的监测者干脆偷工减料,随便采点血去充数。另外各国广泛使用DDT作为农业杀虫剂,对于蚊子来说,也是一种低剂量的促进基因变异的行为。 耐药性蚊子的报道一直没有断过,到了WHO不得不承认的地步,1962年,WHO宣称耐药性蚊子的存在不足以影响消除疟疾计划,而英国皇家热带医学和卫生学会则得出相反的报告,认为耐药性蚊子的出现已经严重影响了灭疟行动的进展。 雷切尔·卡森于1962年出版了畅销书《寂静的春天》,讲述了生态破坏,其中包括DDT,引起了公众的注意。卡森在书中做出了准确的预言,即便继续灭蚊,也无法达到消灭疟疾和黄热病的目的,因为蚊子会产生抗药性。后来试验证明,花七年时间,就能产生出具有抗药性的蚊子,不仅对DDT,对于其他杀虫剂也一样。 《寂静的春天》如一石激起千重浪,彻底粉碎了因为DDT而出现的科学迷信,让人们重新意识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的重要性,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DDT这种东西的半衰期超过30年,在环境中长期存在,造成严重的污染,它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所有的昆虫都杀死,导致了一场生态灾难。蚊子对DDT很快产生了抗药性,使得DDT不再有那样大的效果。当然,全球灭疟疾行动还是很有成绩的,救活了无数人的生命。1970年,WHO终于承认了耐药性的问题,1973年建议各国换用其他药物。美国则于这一年禁用DDT。中国于2007年禁止生产DDT,使得印度成为迄今唯一一个仍然生产和使用DDT的国家。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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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京虎子) 从奎宁到青蒿素(中)

4. 太平洋上的发烧 荷兰人用铁腕手段控制金鸡纳树皮的价格,如果国际市场上奎宁价格下跌,就毁掉一些金鸡纳树。美国司法部曾经控告荷兰人违法美国反垄断法,没收了存在纽约的五吨荷兰奎宁,但荷兰人根本不在乎,美国政府对此无计可施。 后悔得要跳海的英国人在印度种植金鸡纳树成功,但树皮奎宁含量太低,对治疗疟疾毫无帮助,只能在印度内销,结果印度还是保持每年200万人死于疟疾的水平。 荷兰虽然控制原料,但没有生产能力,便和德国合作,将金鸡纳树皮运到德国,由德国化工厂生产出奎宁来。一战时协约国迫使荷兰不再卖金鸡纳树皮给德国人,导致德国的奎宁生产业荡然无存。 奎宁的问题首先在于剂量,这种草药的东西无效的时候搞不清楚是剂量不够还是原料本身的问题。此次是副作用严重,包括耳鸣、耳聋、腹泻、头痛和视力障碍,还会导致出血、白细胞数量下降、血凝等,甚至死亡。病人服用奎宁后腹泻、呕吐、腹痛,最后流黑尿而死,称为黑水热,虽然黑水热和奎宁相关性没有得到最后证实,但一旦不用奎宁后,黑水热就消失了,说明就是奎宁造成的。 1921年,美国驻菲律宾总督用4000美元从荷兰人那里买来一瓶金鸡纳树种,在棉兰老岛上种植成功,到1941年,棉兰老能够每年生产出2000磅奎宁。 二战开始时,美国国防部为部队准备了6百万盎司的奎宁,同时向荷兰和南美下了更多的订单,自认在抗疟上准备得十分充分。不料情况突变,德军占领阿姆斯特丹后收到的第一项命令是将这里的奎宁全部运往柏林。随后日军进军南洋,控制了爪哇的金鸡纳产地,短短几个月之内,全球95%的奎宁落入轴心国之手。 此刻,太平洋的盟军疟疾满营,死于疟疾的人数是死于战斗的人数的四倍,按麦克阿瑟的话说,他的部队三分之一正在得疟疾,三分之一刚从疟疾中恢复,只有三分之一能战斗,这样一来美军的奎宁储备被彻底用光。巴丹半岛的美军和菲律宾军因疟疾爆发而军无斗志,向日军投降,成为美军历史上投降人数最多的一场战役。 盟军将抗疟作为最重要的军事行动,美军组成200多个疟疾控制和检测队,所有在疟疾疫区作战的部队都配备一个,疟疾队的行动和装备从海军运输的第十优先上升到第一优先。派人前往哥伦比亚,将能找到的金鸡纳树皮都运回来,同时将从菲律宾运回的金鸡纳树种子进行种植。但这些都无法应付前线的需要,无奈之际开始大规模研究人工合成类奎宁药。 太平洋战争中,70%的澳大利亚军人患疟疾,1942年在瓜岛之上的美军无一例外患疟疾,东南亚的盟军的60%得了疟疾。在南太平洋的美军的疟疾发病率为千分之四千,也就是说平均每个人在战争期间得了四场疟疾,共有6万名美军在非洲和南亚死于疟疾。 日本也好不到哪儿去,虽然控制了全球奎宁原料,但日本的化学工业跟不上,一样缺奎宁,以至于因为疟疾丢了瓜岛战役。 盟军用完了奎宁后,便让部队使用阿的平,这是德国拜耳公司研制出的合成抗疟疾药,能在血液中待一周,因此抗疟疾不错,但对间日疟效果不如奎宁。 可是,阿的平在盟军中得到一致的抵制,因为正在和日本鬼子拼命,谁也不愿意变成黄种人。 德国人的思维很直接了当,能治病就不要管其他了。自从染料业兴起,什么东西都从煤焦油里面提炼,现成的染料改一改当药用,结果德国的合成药吃了以后都能把人染成其他颜色,吃完阿的平浑身上下都是黄的,加上这种来自染料的东西副作用特大,盟军官兵对阿的平非常抵触,麦克阿瑟也不信,让澳军医学总监尼尔·汉密尔顿·费尔利提供确凿的证据。 费尔利在澳大利亚做了人体试验,证明阿的平有效。1944年,17000名澳大利亚部队登陆新几内亚,上级下令全军服用阿的平,如果有的部队没有服用的话,其指挥官会遭到撤职的处分。战役开始后,尽管新几内亚到处是蚊子和疟原虫,但澳大利亚军无人得疟疾。费尔利很得意,没想到三个月后,澳军又出现疟疾。这一下没人愿意再吃了。高层研究后认定是由于没有按规定服药造成的,司令史蒂文斯少将下令,一定要按规定服药。 这是历史上最严格的一条关于服药的军令:全军必须排队吃药,由指挥官亲手放到士兵的嘴里,士兵喝水吞咽后要大声喊出自己的名字。这样还不成,士兵要张大嘴巴,让长官检查是否真的吞了下去。士兵如果私自暴露身体比如挽袖子的话要受到惩罚,夜间每两个小时要吹号,大家起来往身上和衣服上喷驱蚊药,于是一半人失眠。 但是疟疾还是不断出现,病人包括高级军官,这样就不能完全怪士兵不遵守纪律了,军方经过调查,发现士兵们不仅按命令服药,而且还用阿的平当阿斯匹林用。只好请费尔利前来,费尔利认为也许是阿的平吸收的不够充分,也许是一种新的疟疾,也许是别的病。他在九名病人中的七个人的血液中发现了疟原虫,但所有人的血液中都有阿的平。费尔利无法面对这个现实,他还是认为部队有什么花招,例如士兵患病的比军官多一倍。 真正的原因是,耐药性疟原虫出现了。 5. 变化出自丛林 奎宁出现后,人类对疟原虫占了上风,经过一百多年,炼成了耐药本领的疟原虫开始卷土重来了。 阿的平的事没有被深入追究,因为有了氯喹。 1934年,德国拜尔公司又研究出一种新的抗疟疾药氯喹,经过试验发现对人体毒性太大,就没有推广。二战中,美国科学家对上万种化合物进行了抗疟筛选,发现氯喹的效果最好,而且副作用较小,1944年起提供给盟军使用。 1947年,美国药厂开始生产氯喹,这是第一个大众化的抗疟疾药,经过临床试验,发现氯喹比奎宁的效果高8到32倍,很快被世界各地的人们所使用。二战之后,市场对奎宁的需求严重萎缩,荷兰人对奎宁的垄断一去不复返了。 合成药氯喹解决了抗疟药物的来源和成本等问题,它的成功推广给了人们消除疟疾的信心,普遍认为疟疾会和天花等传染病一样被人类征服。 太小看历史悠久的疟原虫了。 1957年,在哥伦比亚和泰国相继发现耐受氯喹的恶性疟原虫。 两年后越战爆发,使得耐药性疟原虫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 在东南亚潮湿的丛林里,生活着两种来自西太平洋岛上的蚊子,斑须按蚊和大劣按蚊,这两种蚊子很适合疟原虫特别是恶性疟原虫的生长,1957年偶然出现在泰国和柬埔寨的耐氯喹的恶性疟原虫在这两种按蚊中进一步发生基因突变,在其他疟原虫被氯喹杀死或者抑制的情况下,这种耐药性疟原虫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成为东南亚和西太平洋地区占主要地位的疟原虫。 这种疟原虫的基因突变是针对氯喹类合成药物的,氯喹的作用是进入疟原虫的消化食物的食物泡,对这种不能消化的食物,疟原虫尽力将之排出体外,但速度太慢,在没有排除之前就死了。但具备pfmdr1基因的疟原虫排出氯喹的速度是其他疟原虫的50倍,这样就能够在被药杀死之前把药排出体外。这种基因突变的疟原虫就这样被氯喹选择出来。不仅对氯喹,对其他按照同样思路研制出来的抗疟疾药物也一样,包括20世纪50年代初问世的阿莫地喹,70年代中期问世的甲基氟氯喹,80年代初问世的卤芬酯和奎纳定。 由于耐药性疟原虫群体已经形成,新的合成药物很快被耐受,根本用不着像氯喹那样等12年。乙胺嘧啶在应用于泰国的当年就出现了耐药性疟原虫,甲基氟氯喹于1975年上市,一年后耐药性疟原虫出现。 北越和南越冲突开始时,正是耐药性恶性疟原虫刚刚出现之时。大批从来没有在疟疾疫区生活过的南越人来到北越,被安置在疟疾横行的地区,这些人对疟原虫没有任何免疫能力,为疟原虫的基因变异提供了最优良的大量宿主,耐药性疟原虫得以在这批人中毫无顾忌地繁殖,之后的五到十年之间,越南丛林成为世界上耐药性疟原虫的培养箱。除了恶性疟之外,间日疟和三日疟也在越南存在。 从1965年开始,美国开始全面卷入越战,对北越进行轰炸,并封锁北越的海港,迫使北越在丛林中开辟“胡志明小道”,将人员和物质运往南方。这样一来大批的军人和民工在耐药性疟疾流行的丛林中长期生活,使得耐药性恶性疟不可控制。经过一个月的行军,北越的一个1200人的团只有十分之一的人能够战斗,有一个113人的连队,死于战场上的有11人,死于疟疾的则有23人。美军对北越俘虏进行检查,12名俘虏中有8名血中有恶性疟原虫。胡志明小道旁边,死于疟疾的军人墓地一共有22座。 美军也好不到哪里去,1962年到1963年期间,驻越美军出现20例疟疾,其中19例是恶性疟,然后逐年增加,有些战斗部队的战斗力因为疟疾而减半,疟疾造成的伤亡再一次超过战场上的伤亡。1965年到1970年之间,陆军出现四万多例疟疾,70人死亡。连海军和海军陆战队都有24606例疟疾,46人死亡。疟疾有关的疾病占各种疾病的70%。越战中有10万多美军患疟疾,军人回到美国后,也把疟疾带到美国,多次出现小规模流行,这些退伍军人由于疟疾的存在而继续出现健康问题。 于是越战双方面临这一个难题:耐药性恶性疟。 美军进行了世上最大规模的药物筛选,一共筛选了25万种,到了第142490号,找到了甲基氟氯喹,于1975年投入使用,越战都打完了。 五角大楼不可能等着从第一号到第250000号挨个筛选,又投资研究疟疾疫苗,一共研究出二十多种,无一成功,最有效的也只有65%的有效率。 好在这种耐药性疟原虫还没有发展出对奎宁的完全耐药性,使用奎宁可以大大降低死亡率,虽然美军有1800多人得了耐药性疟疾,只有12人死亡,就这么熬过了越战。 可是北越熬不过。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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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疟疾促进人类进化 人生真是太美好了,连数百年一遇的教皇辞职都让我们赶上了,只见全世界各地的红衣主教们聚集罗马,选出了第一位出自耶稣会的教皇。 上面这段话有两个关键词:去罗马选教皇、耶稣会。我们的故事就从这两个关键词开始。 能去罗马选教皇,代表在天主教中的地位,算起来都是一方霸主,至少可以一手遮鸡奸,反正有被选出来到那个顶缸,他不愿意顶了就再选一个。 曾几何时,到罗马选教皇对于红衣主教大人们来说是催命,去以前得安排好情人和私生子,洒泪和亲友告别:怕是要末日审判时再见了。 难道当年教廷内斗险恶到了如此的程度? 这是因为罗马的疟疾流行太厉害,从1492年到1590年将近100年间,先后有五位教皇死于疟疾。每一位教皇死后,就得在罗马选新教皇,各地赶来的红衣主教们总会有好多位死于疟疾,以至有人干脆拒绝去罗马:你们愿意选谁就选谁吧,我弃权。 1640年,耶稣会的胡安·德·卢高被选为红衣主教,很坦然地去罗马上任了,选他的那帮人笑得尿都出来了:这傻瓜还真以为是好事哪。 到了罗马正好是夏季,教廷里天天办丧事,一多半人正得疟疾,剩下的一小半人已经打算开溜了,人心惶惶唯独卢高泰然处之。莫不成真来了个圣徒?非也,卢高从随身带的小箱子里拿出一小把粉,就水吞下:诸位,耶稣会有神药,从此不惧疟疾。 什么东西? 耶稣会粉。卢高将该粉分送教廷中得疟疾之人,服下数日后竟然痊愈了,耶稣会粉名气大振,大家纷纷索要,对于非教徒中人,卢高就不白送了,要用真金白银买,从此耶稣会财源广进。 耶稣会粉,是用生长在南美的金鸡纳树的树皮磨成的粉,1820年,法国科学家皮埃尔·佩尔蒂埃和约瑟夫·卡芳杜从中成功地分离出抗疟有效成分,命名为奎宁。 疟疾是一种寄生虫病,它之所以厉害,是因为疟疾的疟原虫可以在人体内寄生,也可以在蚊子体内寄生,还可以在其他灵长类体内寄生,只要有蚊子存在,疟疾就能在传播。没有人一生中不被蚊子叮咬过,如果生活在热带地区的话,被蚊子叮咬的次数就数不清了。比如马拉维人平均每年被蚊子叮咬170次,因此他们之中40%到70%身上有疟原虫寄生。蚊子中只有按蚊能够让疟原虫寄生,在430多种按蚊中,大约有70种能够传播疟疾。 疟疾的传染性很强,远非艾滋病所比。每个艾滋病毒携带者能感染两到十个人,而每个疟疾病人能感染上百个人。母蚊子在产卵之前要饱餐一顿鲜血,如果此时它所叮咬的是一个疟疾患者,疟原虫就会进入蚊子体内,其孢子存在于蚊子的唾腺中,当这只蚊子再叮咬下一个人的时候,疟原虫就通过蚊子传入人的血液中,先在肝细胞中增殖,一周后进入红细胞,便可以在蚊子叮咬时让蚊子吸走,再传给其他人。 疟疾分间日疟、恶性疟、三日疟和卵型疟四种,每一种都是由一种疟原虫造成的,其他种疟原虫能在其他动物身上寄生,包括灵长类动物、啮齿类动物和鸟类,但不能在人体内寄生。各种疟疾的症状都差不多,发烧、寒战、剧烈头痛和肌肉痛。疟疾常常会复发,发烧通常是间歇性的,为期两到三天,但恶性疟则不会出现间歇性发热,因为病人很快进入昏迷,然后死亡。死于疟疾的人主要是因为患恶性疟造成的。 早在人类出现之前,疟原虫就在非洲存在了。蚊子起码出现在4千万年到6千万年前,疟原虫起码出现在3千万年前,那年月人类连个毛都没有,蚊子吸其他动物的血,疟原虫以蚊子为基础,再适应其他动物。 这样一来人类从诞生之时很染上疟疾,很可能在古人类和猩猩的接触中,疟原虫从猩猩身上进入人体,由于偶然的机会而适应了人体,再经过蚊子在人类之间传播。到了一万多年前,人类开始定居、从事农牧业,人类的基因的自然选择速度加快,尤其是一些不利于对抗疟疾的基因消失了,因此疟原虫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类的基因结构。 经过许多万年的共存,人类对付疟疾的办法是基因变异,一是人红细胞表面的一种蛋白,被称为Duffy抗原缺失。人类故乡西非和中非地区的人有很大比例缺少Duffy抗原,有效地使得间日疟和三日疟在这些地区便不再构成威胁了。二是珠蛋白β链基因发生单一碱基突变的镰状细胞贫血,非洲、南亚和中东人中多达40%的人具有这个基因突变,这个突变可将恶性疟的死亡率降低90%。但这是壮士断腕,因为遗传了镰状细胞贫血的话,婴儿的死亡率达25%。 有基因突变还得看是针对哪种疟疾,没有基因突变就毫无办法。 人类的饮食习惯中都包括调味品,通常认为这是为了增加食物的味道,有没有人考虑过在饥不裹腹的年代,只要是咽得下去的东西都吃得很痛快,怎么可能还需要调味?这是到了食物丰富以后才出现的需要,古人能吃顿饱饭已经是最高境界的追求了。 调味品起源于灵长类动物咀嚼树叶树皮的习惯,这种习惯正就为了对付疟疾,因为植物的外皮和叶子上有些能够抵御寒战的成分,世上两大灵药阿斯匹林和奎宁都来自树皮,这种习惯被人类继承下来,渐渐地变成饮食的一部分。 疟疾,是促进人类进化和文明进程的一大动力。 2. 两千年抗疟大阅兵 1638年,西班牙王国秘鲁总督钦康的夫人在利马患上疟疾,总督的医生胡安·德·维格听说过印第安人用产自安第斯山北部的金鸡纳树的树皮治疗发热,建议试一下,总督马上派人到800公里外的罗克莎把金鸡纳树的树皮取回来,维格将之研磨成粉末,加在葡萄酒中,让总督夫人服下,总督夫人的疟疾居然奇迹般地消失了。 在民众的要求下,总督从罗克莎买来大批的金鸡纳树皮,磨成粉后由总督夫人亲自分发给民众,此物被称为总督夫人粉。耶稣会在派驻利马的医生阿格斯提诺·萨鲁曼布雷诺的帮助下,建立了从利马到欧洲的金鸡纳树皮商业通道,控制了金鸡纳树皮,将之制成粉在欧洲出售,获利极其丰厚,这种药被称为“耶稣会粉”。 在药物史上,奎宁和阿斯匹林是植物药的代表,于是一些因为挺中医而哈全球草医者将奎宁列为美洲医学起码是印加医学的伟大发明,标志美洲传统医学也很辉煌。但是这些人没有想到一个问题,美洲原来根本就没有疟疾,印第安人怎么可能有一种草药去治一个不存在的病? 疟疾是最古老的传染病,但它是一种热带和亚热带疾病,远古时人类从白令海峡的陆桥来到美洲时,他们身上也许有疟原虫,但由于跨越两块大陆的时间较长,加上气候寒冷,他们携带的疟原虫都死了,寒带也没有蚊子,等到他们到了有蚊子的地方,这批人血液中不存在活的疟原虫了。美洲的土著蚊子没有疟原虫,因此直到欧洲人来到新大陆之前,这块土地上没有疟疾。 欧洲人虽然把疟疾带到美洲,但疟疾并不是杀死土著印第安人的杀手之一,因为在疟疾猖獗之前,土著印第安人已经让天花和鼠疫杀得剩不下多少人了。 用金鸡纳树皮粉治疗疟疾并非十拿九稳,首先剂量要对,过大会导致疟疾病情加重,太小则没有作用。其次因为有利可图,出现用含有阿斯匹林的柳树皮冒充金鸡纳树皮的假货,退热可以,对疟疾没用。其三不是每一种金鸡纳树的树皮中都有抗疟疾的有效成分,即便是管用的,也要在合适的时候采下来。1685年英国国王查尔斯二世得疟疾后,马上服用金鸡纳树皮粉,可是里面没有有效成分,四天后国王陛下驾崩了。 8年后,在北京的清朝康熙皇帝也得了疟疾,于是就有了一次中华传统医学抗疟之法大总结,和一回中西药学对决。 康熙得疟疾,是因为朝廷平三藩之乱,八旗兵深入南方疟疾疫区,回来的时间就把疟原虫也带回来了,先传给了北京的蚊子,然后就在北京城里传来了,连住在紫禁城里的皇帝也不能幸免。当时根本不知道这是一种寄生虫病,也不知道是怎么传播的,至于治吗,中医有的是办法。 还没有中医之前,中国就有了许多年疟疾了,因此中医从一开始就涉及到了疟疾。疟字在甲骨文中就出现了,《素问》就有《疟论》、《刺疟论》等专篇,《神农本草经》有用常山治疟疾,《金匮要略》的疟疾脉证并治篇以蜀漆治疟,并加了疟母一症,治疟用白虎加桂枝汤和治疟母的鳖甲煎丸,沿用至今,除此之外,还有柴胡等药。 到了康熙得疟疾的时候,中医抗疟起码有两千年历史了,这么博大精深,驱除皇上的疟疾还不是轻而易举? 皇上在宫中病得一会冷一会热,太医院全力以赴,找个老鳖,拔下来做鳖甲煎丸,再加上蜀漆、常山、桂枝、柴胡一起上吧。不成,这回是皇上,不能当药罐子,得先做试验,在宫里养着一伙疟疾病人,先给他们吃,治好了再给皇上用。 于是,从有文字以来,所有中医书籍中记载的治疟方法全试了一遍,结果统统无效。 怎么回事?博大精深的中医这是怎么了? 不能怪中医,全世界的医学整了几千年了,没一个能对付疟疾的。 太医院只好老老实实说能耐全用上了,皇上恕罪吧。康熙在冷热交替中这叫一个气,心说非得我亲自得回疟疾才知道中医抗疟全不靠谱。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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