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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打虎”何以失败?

马勇 1 948年,国共内战已经进行到了第三个年头,双方实力发生根本逆转。中共不仅在政治上、宣传攻势上占据了优势,向国内外展现了一个很不同于国民党的“打擂者”角色。而且,在军事上,中共军队已由战略防御转入全面进攻,刘邓大军挺进中原,像一把利剑直插大别山。东北、华北、西北各战场,中共军队步步紧逼,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蒋介石政权已处于全面崩溃前夜。 与军事失利、失势相对应的,是国民党统治区在经济上陷入不可克服的危机。自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来,国统区物价扶摇直上,从未回调。支撑国民党抗战的,除了美援,就是毫无节制地发行货币。内战开始后,国民党依然这样做。至此,随着国民党军事挫折,各大城市人心惶惶,投机商人玩起囤积居奇的老把戏,一般民众眼见着钞票不断贬值而买不起、买不到东西,抢购,成为一种风潮。 当时的中国焦点,表面上是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但这并不是根子,问题的根源是国民党在政治上没有办法,呈现了末日现象:统治者失去了自信,被统治者近乎绝望,至于反抗者──中共,已胜利在望。 在这种情形下,蒋介石、国民党能做什么呢? 以今天眼光看,蒋介石应拿出百分之百的诚意向共产党求和,“下诏罪己”,祈求人民谅解,重回抗战结束、重庆谈判时的政治轨道;或认赌服输,就此宣布失败,给国家留一线生机。 然而,蒋介石并没有这样做。他接受了几位经济专家的建议,给已脆弱的经济开了一服猛药:整顿经济、币制改革。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币制改革方案,发行金圆券,收兑法币及金银外币,登记外汇资产,加强管制经济。 发行金圆券的目的是为了抑制物价飞涨,规定全国各地物价及劳动力价格均按8月19日各地价格以兑换成金圆券。这个政策,就其本意,或许并不存在恶意,但就客观效果而言,金圆券的发行使全国市场的商品流通趋于瘫痪,一切交易迅即转入黑市,社会情形更加混乱,简直就是国民党政权走向毁灭的前奏。 对于可能出现的混乱,金圆券政策制定者如行政院长翁文灏、财政部长王云五等人也有沙盘演绎,他们希望新币种金圆券能够挽回民众对政府、对市场的信心。根据这些技术专家乐观估计,假如币制改革能赢得半年时间,他们就有办法稳住中国经济。 国民党政府当时实际控制的区域相当有限,所谓全国,其实主要是天津、上海和广州几个中心城市。国民党中央在这些城市分别成立了经济管制督导员办公室,任命行政院副院长张厉生、广东省长宋子文、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分任天津、广州和上海三市经济管制督导员。 张厉生、宋子文很快发现币制改革一系列政策可能有问题,因而他们在辖区推行这个政策并不那么热心,他们依然希望用市场的办法解决市场的问题,所以天津、广州的物价仍随着全国物价攀升。惟有上海,尽管名义上由俞鸿钧出任督导员,而负实际责任的却是蒋介石的公子蒋经国。 8月22日,蒋经国被正式任命为经济管制委员会主任,并前往上海以解决官员贪腐及通货膨胀等问题。 蒋经国有在苏俄留学的经历,也曾在赣南基层打拼过,此时年仅39岁,具有“革命热情”,更具有政治责任心,全身心襄赞乃父蒋介石,甚至不惜得罪权贵打老虎,也要保住国民党的政权。 阅读蒋经国上海之行的《沪滨日记》,每每被蒋经国的赤诚所感动。蒋经国对一般百姓具有深切的关爱,对于权贵、富人,有一种先天的敌视。因而他在上海的政策就是要用行政力量用强势打击那些“为富不仁”的富豪、奸商。他一再强调,倘使让价格放任不管制,则方便的是有钱人,高兴的是投机商,痛苦的是老百姓。 基于这样的政治理念,蒋经国首先下令逮捕那些蓄意收集物资借由通货膨胀发国难财的恶劣商人,并借助于他在苏联学到的方法,借由攻击中产阶级商人对社会进行改革,同时要求所有商品价格必须低价以获得无产阶级支持。在民众骚乱、银行倒闭、商店破产不断发生后,蒋经国不管富人资产来路合法还是非法,下令扣押富人财产并将其逮捕。 为杀鸡儆猴,蒋经国下令逮捕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杜维屏为中汇银行经理,逮捕他的理由是“囤货炒股”,在交易所外抛售永安纱厂巨量股票,扰乱市场。 蒋经国深知,在上海商界前台活动的大佬们都不是孤立的个人,他们背后都有党国要员做背景。但是,这些问题的积累并非一日,这些人的财富也并非完全不合法。处理这些问题,究竟是交给专门的司法部门、反贪部门去处理,还是凭借强势政治手段雷厉风行呢?很显然,蒋经国倾向于个人英雄主义,倾向于铁腕。为了树威,不断有人鼓励他拿“皇亲国戚”祭旗。 当时在上海商界最大的“皇亲国戚”是蒋经国的表弟孔令侃。孔令侃是孔祥熙、宋霭龄的儿子,蒋介石、宋美龄的外甥,且深受宋美龄喜爱。孔令侃在上海经营的扬子公司像一切高官子弟经营的公司一样,不能说没有问题,但问题究竟到了什么程度,究竟是犯法,还是违规,可能需要仔细地研究。然而舆论不断给蒋经国加码,鼓励他大胆拿扬子公司开刀,杀一儆百。 9月29日,上海警察总局获悉扬子公司大量囤积物资,遂下令查封。 对一般民众及传媒而言,最乐意做的无疑是跟着起哄,尤其是这样的豪门恩怨,不管真假,都是大众最喜欢的消息。但是如果从政治运作层面看,这种娱乐式“打虎”,或许迎合了民众,但无疑具有民粹主义色彩,注定不可能获得理想结局。10月2日,蒋经国在日记中抱怨,前天发现扬子公司的物品,均非日用品,也就是说并不在经济管制范围内,“而外面则扩大其事,使得此事不易处理,真是头痛”。 我们过去总是说,蒋经国上海“打虎”失败是因为触及了豪门利益,特别是触及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利益,并引经据典说蒋经国失败就是因为孔令侃,蒋经国扣留了扬子公司的物资,引起了宋美龄的不满,宋美龄向蒋介石施压,于是蒋经国上海“打虎”不得不失败。 这个故事今天看来可能并不那么圆满,蒋经国上海“打虎”败兴而归,第一,主要是因为国民党中央这个决策有问题,并没有抓住当时中国问题的牛鼻子,是避重就轻。经济问题背后是政治问题。回避了政治问题,并不能解决经济问题。 第二,蒋经国抱有满腔热情,也有悲天悯人的情怀,但蒋经国上海“打虎”70天,实在是强人政治,缺少法律依据,是对法制的冲撞,是“善意违宪”,因而不能不引起许多人反对。上海市长吴国桢就是最有力的反对者,他的理由并不都是荒诞无稽。 第三,过去一直以为既得利益集团绑架了这场反贪腐运动,但如结合这些年的研究,民国时期是否真有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有一个垄断了中国经济的“四大家族”,已令人生疑。 蒋经国结束上海工作前有一反省: 社会乱矣,人心乱矣,已经到了非想根本办法不可的时候了。做烧饼油条的人,领了配给粉之后不去做烧饼,而以面粉卖黑市。这是一件小事,但亦是如何值得大家反省的一个社会问题。 这个反省尽管还没有触及政治根本,但已意识到经济困难并不是一个纯粹的金圆券,而是人心,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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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解密文件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的转折点。当时,已经面临被消灭命运的中共及其武装力量红军,由此得以生存,并在国军与日军血战的缝隙中得以坐大,并最终在日本失败后从国府手中夺取政权。 本刊获得v的最新“西安事变”原始史料证明,早在事变前半年多,毛泽东、彭德怀就联名写信给张学良,表示要撤退前线的红军,正式提出要与张学良联合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在张与毛由人牵线联系上之后,才有这封毛、彭致张的信函。(不过,“12.9”学生运动领导人宋黎和刘鼎的回忆录都载有张学良加入了中共之说。而且宋黎就是介绍人。)1936年4月,周恩来同特工首领之一的李克农与张学良曾经会面。 第二封信由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代名,日期为1936年8月,共6页。最后一页是众多国共领导人的联络假名及一些暗号。仅第1页的若干意见,就提出了如何夺取兰州,出兵绥远,进占甘、凉、肃,取宁夏,控制陕甘宁交界处的黄河东岸,通过已经安排好的新疆配合,最后打通苏联的具体用兵计划。该计划显示,从目的到具体措施,它都与抗日无关。它旨在全力打击以蒋中正为首的国民政府的抗日力量,从而有利于苏联及日本。这就表明,西安事变是一起Mai国事变。 第三份引人注目的文件共有八条,一方由毛泽东签字,另一方应由张学良签字。据称由于“事变发生而未来得及签字。其内容是张与毛的相互配合与协调的原则。其中第一条的甲、乙项是建立“联合战线”,丙项则是“建立中华民主共和国”,即他们联合的目标是推翻中华民国。这份以抗日为名的“协定”已经送到张之手,还没有来得及与毛并列签字,蒋已抵达西安,事变随即发生了。 第四份文件的结尾,是张学良在南京被扣之后佯装“自省”的冠冕堂皇的表白。他似乎忘了他早就暗联毛泽东中共,开始了推翻中华民国,Mai国予苏联,从而在根本上有利于日本的阴谋活动。这些文件,白纸黑字,赫然在目。 至于李宗仁的文件,则与西安事变无关。那是1933年两广对抗南京国民政府之事。而到1935年,两广已与国民政府达成协议,共同参加了1935年的中国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决定先清除中共,然后一致对日作战。西安事变前夕,两广为剿灭中共,已派大军北上。只是事变发生,才改变了这一历史进程。 下面这些就是张学良的印度飞机驾驶员海岚.里昂所收藏的有关西安事变的重要私人档案。当时他把它们带到香港,一放就是大半个世纪。他的后人打算出售,但是张学良的儿子并无积极性收回,一拖再拖。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出价十几万美元,后来中国大陆西安文管所得知,竟以二十多倍的价钱买走。还里刊布的还不是全部,只是张学良和毛泽东、彭德怀的协议等要件。 made it very clear that Chiang Kai-shek was fully in control of the Nationalist army, and that any detente would be impossible without Chiang’s cooperation. Further complicating the issue was the fact that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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