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January 2012

逛被屋主深…

逛被屋主深埋地下的由谭嗣同题名的石碑就是参加参加维新变法的“罪证”。 门当上的图案是一个络腮胡子的胡人和一个被锁链套住的狮子。寓意很明显:从北方草原来的满人就是来驾驭汉人的。 青铜马在文革中失去了四条腿。 金箔匾。 出了国子监,上了鼓楼东大街。这里每家临街房都把墙壁打开改为商店,其他似乎没有太大的变化。此外就是街边的公共厕所都修缮了,只是从里面冒出来的还是从前的那个味儿。 这家仅把屋子割让出一两米的地方开辟为商店,因此只是临街的玻璃橱窗。顾客站在大街上选择商品,再由店主打开橱窗出售。 鼓楼东大街的一户人家。这里和隔几条胡同的国子监有天壤之别。贫富差别,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 任凭外面风云变幻,这里似乎从未改变,我想再过十几年也不会有太大变化。 在往西走几步,就到了南锣鼓巷。 南锣鼓巷现在可以说驰名中外,外国游客到北京观光,来这里是个固定的节目。 可我看了有点失望,感觉是商业气息太重,没有多少文化创新,店里摆的东西大都雷同。比较起来,我还是更喜欢798,那里艺术家更多些。 看来外国人很喜欢这里。 坐在里面喝喝茶倒也不错。 这家很干净的丝绸店的对面是卖烤肉串的,很多人就站在当街攥一把羊肉串啃。女店主显然不胜其扰,因此贴出告示:吃完再进! 这家店主生意做的很潇洒。 这家买鸡翅的牌子不知为何要倒着挂。“已售完”三个字倒是看得真切。 南锣鼓巷的店家都不准拍照,所有照片都是匆匆在门外拍下的。我发觉如今北京的商场、小区大都不准照。如今的商业保护意识都强了。 抬头一看,这家还是个连锁店呢。 商品上印一些语不雷人死不休的文字是如今北京商家的卖点。 小茶馆很有情调。 请问哪里有厕所? 向古迹靠拢,这是趋势。 又是古迹。 与南锣鼓巷交叉的沙井胡同口有一个古色古香的巷史介绍木牌。别看胡同其貌不扬,历史可谓悠久。 再往前走几步到黑芝麻胡同,发现也有这样一个牌子。 这里看来很忙,集工会、党委、社会服务于一处。在抓紧赚老外的银子的同时,党的建设一刻不能放松啊。 南锣居委会的告示牌。看来工作很认真。 另一个与南锣鼓巷交叉的帽儿胡同。有居民在晒太阳。 帽儿胡同的一个大院。 这条胡同叫什么忘记了。 胡同里的磨刀师傅。“磨不磨刀?不磨就看刀!”看来那位女士有点被吓着了。我这张照片不久就会很珍贵了吧? 小巷大戏今晚就要开场了。想起了小时候唱的歌谣:“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 出了南锣鼓巷再往西走几步就到了另一个赫赫有名的胡同:烟袋斜街。 细雨中的烟袋斜街显得有点冷清,但很整洁。 烟袋斜街的茶庄。我发现如今北京的小商家生意不见得红火,但都做得很认真。看这样精致的小店,有点莫名的感动。 烟袋斜街尽头的银锭桥是个有名的景点。 记得小时候站在银锭桥上,天气好的时候可以看到远处的西山呢。 银锭桥边著名的烤肉季,去过两次。一次是几十年前与女友,另一次是几年前与父母,印象都很深,但感觉都不太好。 后海。 什刹海。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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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打倒富人穷人永远是穷人 这样的社会没前途

14日是茅于轼先生83周岁生日。茅老昨日接受《每日经济新闻》专访,畅谈经济、社会,分享智慧。 与茅于轼先生约在13日上午10点见面,地点是他在玉渊潭公园东边的家里。 开门的是茅老的夫人,赵燕玲女士,我们按习惯称呼师母,赵女士淡妆迎接我们,通身散发着民国时期苏杭一带大家闺秀的气质;我们进到客厅时,茅于轼先生也已经从书房走出来,与我们握手。 房子不大,家具和各种摆放也不少,阳台也被开辟成了一间小书房,但家中一点都不显杂乱,反而十分温馨、舒适。 14日是茅于轼先生83周岁的生日,茅老外面只穿了一件淡蓝色衬衫,虽然说家里有暖气,但对于一位83岁的老人,也足见身体素质之好。 我们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进行采访时,赵师母已经在厨房准备中午饭了,期间还要负责去接不时响起的电话。 一开始,我们还有点拘束,坐的位置离茅老较远,赵师母提醒说,让我们靠近些,茅老可以听得更清楚。谈话就这样开始。 回顾&展望:经济学之路 NBD: 我们了解到您之前是学机械的,而后来一开始是自学经济学的,您是为什么转向经济学的?一开始您是如何看待经济学? 茅于轼:经济学我不是自己学,是自己想。我把经济学看作是一个最优化的问题,是一个数学问题,数学问题里有一个分支是数学规划,研究最优化。举个例子,十字路口的红绿灯的交替时间不是随便定的,是数学规划解出来的,这是一个简单问题,知道来往车流的信息即可以设计出一个方程式来解。 而经济问题就非常复杂了,但我想出了一个办法来解决经济学最优化的一个数学方法,即最优分配,所以我解决经济学的问题是通过最优化,把经济学看成是最优化的问题,事实上也是如此,经济学就是用有限的制约获得最优的产出,是投入和产出的问题。 NBD:那在您研究了经济学这么长的时间后,对经济学的看法上,是觉得还是和您最初的想法一样呢?还是发生了变化? 茅于轼:有很大变化,经济学还不仅仅是一个数学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但我这个数学的解要用的方法是经济学的制度设计,于是后来我就转到制度经济学的这个方面,但七八年前我又开始想到,这个问题越研究越倾向于一个人权问题。 这个想法是很有根据的,一般情况下发达国家都是尊重人权的,而穷国则相反,所以这个问题通过最优化的数学规划在慢慢的变化。我在思考,人权得不到尊重的原因是有特权,而特权存在的原因是有利益,越深入就越到问题的根了,我现在还没找到这个根,但以后还会有新的发现,学问是在不断进步的。 NBD: 那您研究经济学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比如看什么着作或者通过什么去观察真实经济学的世界? 茅于轼:一开始我是通过数学。有一本书对我帮助很大,是一个美国人-RICHARD E.BELLMAN写的《Applied Dynamic Programming》(中文译为:《应用动力程序设计》),迄今为止这本书还没有中文翻译,当年我还在铁路研究院,是从图书馆借的这本书,借了几个月,前后把这本书看了很多遍直到看透,我还看了很多数学规划的书。 NBD: 这是一开始的时候,那么后来呢?当您对经济学的方法产生变化后,又是通过怎样的途径? 茅于轼:是根据中国改革的大背景,比如人权这个问题在中国是存在的。而中国改革的大背景下,如何从计划经济转变成为市场经济,这里的问题很多,所以就越来越丰富了研究的内容,涉及到计划经济的种种问题,包括解决这些毛病要用什么药方,要用现代经济学的药方,而不是马克思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为很遗憾,这个药方开错,吃这个药走不上发展的道路,可能还会走到弯路上去。 中国总算是从实践上大体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但是理论上的改革仍是一种“只立不破”的改革,即立了很多新东西而旧的东西却没有破,换句话说即改革是不彻底的,但是我们确实立了很多,比如参加世贸、物权法、保护私人财产,民主法治等等,好多东西过去都没有,但是旧的仍旧没破。 在我看来,马克思其实不是经济学,而是社会革命理论,他想的这个公有制实际上也是存在问题的。私有制固然有问题,但是公有制也存在问题,其实没有没毛病的制度,马克思看到了私有制的毛病,但是没有看到公有制的矛盾,苏联、东欧包括亚洲的一些国家吃这个药方都没有成功,而中国的成功恰恰不是因为坚持了公有制,而是因为放弃了公有制。 NBD: 我们了解到天则经济所里有很多学者在奥派经济学方面有很多研究,也翻译了一些着作等,您是如何看待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奥派经济学这个趋势? 茅于轼:天则所不是只支持奥派经济学,或者反对什么派,我们是兼容并蓄的,是为了建立一个自由的论坛。天则经济所双周的学术报告会迄今快500次了,有不同的思想看法,都愿意来发表意见,因为大家崇尚更自由的平台。 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主导思想,我们也是支持奥派经济学的,我们倾向于奥派,但也不完全。比如奥派经济学反对凯恩斯,但我个人并不反对凯恩斯。凯恩斯有他的道理。 爱好&实事:帮助穷人 NBD: 您对小额贷款一直有支持,之前您也亲身参与过一些项目(比如山西水龙头的项目),能否谈谈您之前所做的一些项目现在的情况如何? 茅于轼:山西的龙水头项目,现在也还在做,但规模没有扩大,还是初始的200多万,另外我们在山西永济办了一个3000万的小额贷款公司,是正式注册有身份的,现在在四川又办了一个,在成都,注册资金是5000万。 其实支持小额贷款这件事本身跟经济学无关,只是我的个人爱好。而且我不是企业家,这些事情还是应该由企业家来做,所以我开始做了一段时间就做不下去了,所谓做不下去就是要关门了,搞不好了。 现在是我的一个企业家朋友在做。富平家政学校也是他接过去在做,不然这个项目都要垮台了。后来我明白了,社会分工还是不同,经济学家不适合搞企业,还是应该由企业家来做。 NBD: 您刚才也谈到了家政学校,我们了解到的是有一些政府的资金支持的?是这样吗?现在是什么状况? 茅于轼:是这样的,这实际上是一个“民办公助”的形式,那时候我们五个人投了35万元,是属于私人办的学校,但是办的好的话,政府就来帮助我们了,主要是帮助招生,因为没有政府帮助,招生根本招不来。 第二就是最近两年政府开始给我们钱,我们招一个学生、培养一个学生能够得到政府1000多元的补助,我们这个学校是从2002年开始办的,办了八九年之后政府开始有钱给我们了,在这之前基本都是亏损的。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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